在连续两个刷屏的热点舆情过后，关于提高中国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三点思考！

作者： 明叔
来源公众号：明叔杂谈
微信ID：laomingdashu

这几天，连续出现了两个现象级的热点舆情：

第一，1月18日，北京市朝阳区发现一例核酸阳性人员，之后的流调显示，这名感染者岳某在18天的时间里在北京多个区辗转20多个不同的地点打零工，有多日是在凌晨工作，有网友称他是“流调中最苦的中国人”。中国新闻周刊关于此事的一篇文章《对话“流调中最辛苦的中国人：来北京找儿子，凌晨打零工补贴家用”》，用白描的手法，讲述了岳某的不幸遭遇：爹瘫了，妈胳膊摔断了，大儿子一年多以前走失，他在全国各地打零工，维持生活，也为了找儿子。

岳某提到，儿子2020年8月12日失踪，他原本出海打鱼，15日赶回家找儿子，并在当地派出所报警，想让警方通过定位儿子的手机、调监控找人，无果。

这一段描述，一下子激发了全网对于荣成市、威海市警方的不满，很多人认为，警方对于一个普通老百姓的需求，过于冷漠。

不过，威海市公安局在上述通报中称，2020年8月12日，荣成市公安机关接岳某显妻子报警，通过调取监控、轨迹追踪、走访调查、发布寻人启事等方式开展查找工作，未查到岳跃仝下落，也未发现有价值线索。通报还说，岳某儿子已经不幸死亡，警方8月26日在当地水塘中找到一具高度腐烂的尸体，经过DNA对比，认定是岳某的儿子，并排除了刑事犯罪的可能，但岳某及家人一直拒绝接受这一结果。

岳某随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，没有看到书面的DNA检验结果。

很多网民觉得，岳某的遭遇值得同情，但他在接受采访中并没有谈及警方跟他之间的沟通，他的很多表述事后看起来属于一面之词，对很多人产生了误导；而警方的回应，因为在岳某后续采访之前发布，暂没有涉及是否向岳某提供书面DNA检验结果一事。

有网民担心，双方都还没有把完整的信息和盘托出。真正的真相到底如何，一方面依赖自上而下的官方调查，另一方面依赖媒体的持续报道，倒逼当地警方提供完整、准确的说明。

第二，河南郑州“7·20”特大暴雨灾害调查报告公布，发现当地不同层级政府官员存在失职渎职行为，甚至在不同阶段发生了139人瞒报事件。

老胡（胡锡进）当时曾经撰文强调，“相信河南灾害的情况不会被瞒报，在我们的体系中已经无法产生这种情况下的瞒报动机，那样做的风险完全不可接受”。

在调查报告公布后，他一下子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，更有一些人借题发挥，对他进行冷嘲热讽。

我个人感觉，老胡当时的判断并没有错，包括我在内，很多熟知中国中央政府运作特点的人都一直坚信，在当前这种政治生态下，在一起全国瞩目的特大灾害中，河南当地政府官员是无论如何不敢瞒报的。

但现实的情况就是，在这起事件中，河南就是有一些人依然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，以身试法。

这从一个侧面说明，中国实在是太大了，全国各地的情况参差不齐，非常复杂。对于我们这些熟知中央政府运作特点的人来说，对于当前中国各级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和运作细节，我们由于缺少亲身体会，还不能盲目乐观、过于自信。

结合上述两个热点舆情，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：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，到底要怎么做，才能真正提高各级政府的治理能力？

我曾经说过，中美博弈，胜负手还是在于两国的治理能力的有效性、治理体系的科学性。实际上，中国各级政府的治理能力，特别是省级以下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，事关党和政府的公信力，也事关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，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。

在疫情当中，各地治理能力的差距再次显现出来。在互联网时代，由于任何一个地方政府因治理能力不足引发的热点舆情，随时都会传遍全国，因此，基于“木桶理论”，老百姓感受到的党和政府的公信力，往往是由治理能力最差的那些地方政府机构和官员决定的，也正因如此，我们必须想办法提升全国各地的治理能力。

为什么我特别强调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，因为地方政府才是跟老百姓接触最多的“界面”，也是影响老百姓对党和政府信任、支持的最直接因素。中国自古以来就说，“郡县治而天下安”。

另外，实事求是地讲，中国中央政府层面的治理能力放在全世界，都是很不错的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中央政府的使命感、敬畏心、行动力、执行力，都是非常强的。这在改革开放44年来中国经历的各种重大挑战和考验中，都可以看得出来。在最近几年，无论是中美博弈，还是应对疫情，还是处理香港问题，中央政府的各种举措，都显得很有智慧，也很理性、很冷静、很有定力，要么不出手，出手都非常稳准狠，效果显著。

所以，最近我一直更关注中国各级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问题。

回到本文的核心，提高中国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，有哪些思路？

第一，自上而下的监督。目前，这一块通过强化纪委、监察委体系，有非常明显的效果，一大批腐败分子被查处，体现了“党要管党、从严治党”的理念。纪委、监察委体系，配合以巡视、督查、回头看、举报等中国特色的监督形式，相对于西方“三权分立”下的监督，要更有效、更全面、更坚决。

但实事求是地讲，自上而下的监督，优势在于抓重点、抓大案要案，在于形成震慑和导向，但“好钢要用在刀刃上”，不管纪委、监察委有多少人，涉及到全国上下，各种轻重缓急不同的事情、案件，总有挂一漏万的时候。尤其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各种民间纠纷、官民矛盾、地方政府治理问题，很难用纪委、监察委体系去实现全面覆盖。

因此，除了自上而下的监督，我们也需要适当考虑自下而上的监督。在这里，我们需要重点思考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，舆论监督的定位和发挥作用的机制。

毋庸讳言，舆论监督从来都是一把“双刃剑”，如果把握不好导向、节奏和力度，很容易造成“负面新闻满天飞”，反而容易激化“官民对立”，让民众丧失信心，甚至有可能为外部势力搞“颜色革命”、搞“和平演变”制造可趁之机。

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，关键是要探索如何进行“负责任的舆论监督”。

首先，对于“舆论监督”的定位，我们要有新的认识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“舆论监督”，不同于西方媒体的“舆论监督”。在中国，媒体不应该成为独立于党和国家的所谓“第四权力”。相反，媒体应该在党的领导下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凝聚民心、反映民意、建言献策、解决问题。媒体不应该有自己独立的政治诉求，媒体更不能被资本所影响和控制。

其次，对于怎么搞“舆论监督”，我们也要有新的探索。在这一块，关键是如何体现“负责任”三个字。所谓“负责任”，就是要对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负责，要对老百姓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负责，不能片面追求点击量、知名度、影响力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，“负责任的舆论监督”，关键是要能真正帮助党和国家解决问题，能让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更好，能不断增强民众对于党和政府的支持、信任。这必然要求媒体在进行舆论监督的时候，要有政治意识、大局意识。

最后，从具体操作上来说，要把握好正能量报道和舆论监督报道的比例、排序和优先级的问题。舆论监督要坚持理性、建设性的原则，就事论事，不能煽动极端情绪、制造社会对立，特别是不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的具体问题，上升为对中国政治制度、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否定上来。应首先考虑用好新华社、人民日报、总台等央媒在舆论监督方面的价值和作用，央媒要在舆论监督中要真正做到“为党分忧、为国尽责、为民奉献”。然后，再根据行业和属地原则，探索部委所属媒体，省、地级市官方媒体，在本行业、本地区进行舆论监督的方式和方法。部分央媒、官媒旗下的都市报、晚报转变过来的所谓“市场化媒体”，机制比较灵活，在坚持理性和建设性的前提下，也可以探索如何更好地进行舆论监督。但是，对于远离新闻现场的自媒体进行舆论监督，要非常慎重，特别是对于那些经常性煽风点火、唯恐天下不乱的自媒体，更要严加监管，杜绝他们利用热点事件煽动极端情绪，制造社会对立。

这一块，还需要更多监管部门、媒体行业的专业人士进行深入探讨。但总体来说，希望能通过“负责任的舆论监督”，让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在治理中的问题、风险、隐患和盲点“显性化”，把舆论监督带来的压力，包括自上而下的压力和自下而上的压力，变成各级地方政府改进工作、提高治理能力的有效输入，避免“小事拖大，大事拖炸”，减少问题升级、矛盾激化、责任上交的情况。

第三种监督方式涉及到如何科学、合理地利用微博、微信等社交媒体平台，允许民众实事求是地反映问题、暴露问题。

当然，社交媒体往往泥沙俱下，但可以考虑用一些技术性手段，引导用户理性、科学地使用社交媒体平台反映真实存在的问题。对于“热搜”、“刷屏”的问题，要有专门的机制和流程去解决、去闭环。与此同时，要继续对散布虚假信息、造谣传谣等违法违规行为，及时进行监督和处理，避免“劣币驱逐良币”。

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初，武汉封城前后，大量民众在微博上求助，确实暴露了当地政府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，最后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问题的解决。这一次，在西安封城时，出现了类似的情况。

当然，只要允许自下而上查找问题、暴露问题，一定会有一定的风险。这里面的风险既包括问题暴露过于集中，影响民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、对社会和国家前途的信心，也包括会让一些人“趁浑水摸鱼”，制造有毒、有害信息，或者是利用舆论绑架司法、影响政府决策。另外，确实也会有外部势力借题发挥，把中国社会的具体问题上纲上线，最终想达到彻底否定中国的政治制度、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险恶目的。

但换个角度想一想，如果大量问题没有及时、充分“显性化”，其中一些问题可能就很难得到解决，长此以往，中国社会自下而上就会积累很多的矛盾、怨气和不信任，久而久之，同样会影响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。

对于如何提高中国各级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，归纳一下，有三种思路可以参考：

第一，自上而下的监督，继续发挥好中国特色的纪委、监察委体制；

第二，引导媒体做好“负责任的舆论监督”；

第三，用好社交媒体平台等网络民意反馈渠道。

通过不同形式的监督，提升中国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，这本身也是不断探索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应有之义。

另外，放眼全球，如果中国把这条路走通了，将会极大地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国理政的实践经验，对广大发展中国家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。

一家之言，仅供参考。